作为症候的西北回族与快手现象
编者按：本文原载“飞鸟读书会”公众号，是一篇八个月之前的旧文。到今天，当初关于“回民快手”的争论早已不再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但本文关于当代中国文化秩序中内陆/少数民族的分析仍然没有过时。在“低俗”呈现和实存的保守主义眼光面前，重要的是不是简单的赞美或指责，而是揭示文化背后的权力结构，寻找民间文艺重新具有“进步性”和“人民主体性”的可能。
2018年9月30日，有两篇关于快手的文章在不同的自媒体平台发表。一篇是台湾籍作家廖信忠的《当你觉得生活又苦又累时，看看快手吧》，副标题是《在这里，读懂当代中国》。这篇文章在微博上有470万+的阅读量，近两万转载。文中说：“太多人对快手的刻板印象还都是乡镇小青年的猎奇生活，其实快手内容之丰富，远远超过你的想象，对我这种灵感逐渐枯竭的过气作家，简直就像找到源源不绝素材宝库…基本上你随便输个地名，就能看到该地的生活实況；里面形形色色的人，按照算法不断点下去，你会看到各种奇特的职业，奇特的生活方式。”接着他列举了“大凉山百姓日常走天梯”、“新疆的农民日常拍沙尘暴”、“乌苏里江的渔夫捕鱼”、“集安深山的采参人”；然后更以民族志的手法，描述快手上的大货与大巴司机、河运船长、火车司机这几个群体；最后又写到两个独特的案例：一家江湖马戏团与一位灵车司机。
另一篇文章是署名马敬一的《西北回民视野中的快手现象》（以下简称《西》），来自微信公众号“飞鸟读书会”。该文现已得到近三万次阅读。尽管本文与廖文的阅读量相差悬殊，但考虑到作者的知名度和发布平台的差异，以及本文对特定族群表现出的关切，本文在其主要期待读者即“西北回族知识分子”中的传播也已经相当广泛了。作者在文中首先指出“就像过去几百年西北花儿是回民的天下一样，今天的西北回汉杂居地区，快手抖音的主力军也是回族网民”，接着分析快手为何在回民中盛行；他力辩那些用“传统价值观缺失、宗教信仰淡漠来解释这种现象”的部分保守宗教精英，而认为“现代文化教育的缺位”才是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西》文的资料采集对象主播“米乃”的快手主页
《西》文的作者，在文本题目中，没有清楚地区分社交平台“快手”与该平台上发布的内容。他在文中第二句说：“作为三四五线地区最火爆的网络直播平台，快手在中国已经成为di'duan人口，落后地区和没文化的代名词。”既然“快手平台”这个能指的所指是“di’duan人口，落后地区和没文化”，那么快手上发布的视频内容，也就当然被通过“di'duan人口、落后地区和没文化”这个哈哈镜来理解；而那些能更集中鲜明地出以上特点的视频，也就会被这个“di’duan人口、落后地区和没文化”的筛子筛下来，落入作者所准备好的批判框架里。这使得全文都几乎陷入一种循环论证的逻辑中。
当然，这种对快手的认识结构，就如同绝大多数可以长期维持的意识形态结构一样，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和生产性。说它有“真实性”，是说我们不能够否认，快手的播主中，大多数确实可能属于“di'duan人口”，来自“落后地区”，也没什么统治阶级所能够认可的高雅“文化”；而说它有“生产性”，则是内容发布者的内容中，一方面是那些能够让人想起他们的上述身份的东西更容易引起观看者的注意，另一方面，则是发布者也就因此开始认知到这一点，学习着制作和发布更多迎合这种注意的内容。所以，提出这种“快手由di'duan人口使用”的描述，恰恰正是为着实现这种描述，而也就能让观看者一边与这些作为“落后地区的没文化人口”更彻底地划清界限，一边有机会欣赏到更多猎奇的、富有挑逗性的由这些“他者”贡献出来的文化景观。
更有趣的是，《西》文第一句中，把“花儿”和快手相提并论，这里提供的视角是相当有趣的：在建国以来大多数时期的官方话语中，“花儿”是一项具有“人民性”的民俗活动，得到了积极的评价，近三十年来，更作为地方文化名片得到宣传和推广。而在本文中，“花儿”和“快手”的同构性被揭明了：两者都成为精英们认为有待净化的、夹杂大量低俗内容的大众娱乐。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少部分特定教派的保守宗教人士在民国时曾经对花儿提出的非议。尽管作者在知识结构和内容上与这些宗教人士相去甚远，且本文恰恰意在反对部分人士把快手现象归结为宗教淡漠的分析，但可见，不论是过去的宗教精英，还是如今的现代文化精英，在面对人民大众中的文化现象时，都可能表现出类似的态度，并怀有着类似的规训大众的冲动。
在《西》文中，作者的第一个靶子，是快手上一位现有23.1万粉丝，并提出“破三十万”目标的回民女性发布者。作者列出她“扭动着性感诱惑的腰肢”的短视频截图，又指出“视频下方的评论里挤满充满宗教意味的留言“，意在同时批评这两种现象。作者对于后者的批评，有相当合理之处。但对于前者，未免有断章取义之嫌；恰恰是用笔者上文分析过的，用特定认识装置作为筛子筛过的产物。
纵观这位内容发布者的前后发布的视频，我们不难看出，这位播主的情况比“性感舞者”要复杂得多。首先，她有一个未成年的儿子，而且在早期视频中很乐于展示自己孩子的健康和活泼；而从她早期更常发布的情感困惑类视频看，她的婚姻似乎已经破裂，她成为了一位单身母亲。此外，她同样在早期连续发布过驾驶大货车的视频，并提到弟弟是职业大货车司机。尽管她自己不太像是常年跑长途的，却也展现出了比较熟练的驾驶技能。
⬆️米乃主播的快手页面截图
对于长途女司机这个群体，前面提到的廖信忠文中说到：
“快手里的大巴女司机是个很受关注的群体，年纪轻轻的拿了B类驾照开拖挂，难免有人觉得是炒作，姑娘们不服气纷纷晒驾照…最有名的女司机大概是云歌，120万粉丝，经常跟父亲一同出车，最近在征婚，快手里的卡车司机都为之疯狂，大概也是炒作，不过也无所谓啦！每个领域行业总有几位网红嘛…开拖挂一开几千里，全国各地跑，日夜兼程，有兄弟车，也就有夫妻车，一人开，一人帮拍；有时孩子放假了，也把孩子带着一起跑，全家人就住在车上。就如同路边小杂货五金店这些夫妻店，夫妻俩四处筹钱加贷款买了辆车来跑，这辆车就是他们一家的事业”
我们上文提到的这一位回族女性播主，她也属于这样一个“长途司机家庭”的群体，她所发布的早期内容，就是这些晒儿子、晒出车，聊聊在知识分子听起来确实很琐屑又无聊的情感困惑而已。这些内容，就像廖信忠文中描述快手中占多数的社会中下层播主们时说的那样：“这明明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一点都不奇怪。”。不过，廖信忠接下去又说，“城里人还活在互联网菁英化的过去式，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早让偏远地区老农民也爱上随时拍摄自己的生活。”这恐怕就是对互联网以及快手一类平台的民主性与进步性有着过于乐观的估计了。
同一位回族女性播主，在近几个月开始，开始密集地发布与《西》文作者所引述的视频相类似的作品。有一种合理的争辩可能是：也许她的确在舞蹈中发现了自己的美，实现了对自己的主体性的重新把握。不过，只要看一下这些视频，再观察一下这些视频下的评论区中她与观众们的互动，我们就能明白，她显然是因为学会了怎样迎合观众的趣味，才特意制作这些视频的。这些舞蹈的动作完全称不上美，也没有任何学习过舞蹈技术的痕迹，而的确只是展示身体的曲线，是对自己充分的客体化。仅就这一点而论，《西》文作者的评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在指出这样的舞蹈并不美好，指出这样的视频确实可以用“低俗”来描绘之外，对于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难道也可以顺利地以发布者的“低俗”而概括吗？
我们设想一下，这位播主，她作为一位偏远的西海固地区的回族单身母亲，来自弱势地区、少数民族的弱势群体，来自以卡车司机这样的半体力劳动者家庭，次要然而确实地又受制于一种当代以来女性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传统文化，她不可能像《西》文作者所代表的回民现代文化精英或《西》文作者所批评的回民宗教精英一样掌握那样丰富的话语资源或社会资源。在这样的条件下，她如果发现特定的视频内容能给她带来大量的粉丝，进而是丰厚的现实经济利益，她还可能在这种诱惑面前有着更多的选择吗？与用一般知识分子的眼光，对她几部搔首弄姿的视频进行审美批评相比，用批判知识分子的眼光，对她发布内容整体的演变进行文化批评，进而把不仅能从“西北回民”中看到“快手现象”的病理，还能用”快手现象“分析“西北回民”的真实处境，这可能才是更有价值的工作。
实际上，如果说快手象征着自居为“主流社会”者眼中的某种社会边缘人的亚文化，西北回民接受快手的现象恰恰说明了西北回民社会（和谈“快手”问题时常常被提到的东北一样）的边缘性。这种现象，是由中国宏观的社会结构，以及回民社会嵌入这个宏观社会结构的方式决定的。往往并不是快手视频的发布者们要“低俗”，而是“低俗”找上了这些发布者。大多数发布者们在这一过程中其实是相当被动的。并不仅仅是西北回民社会中“现代文化教育”的缺失，而更是西北回民社会和文化的边缘属性，与中国总体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需求积极互动形成的合力，才使得回民的尕媳妇们纷纷聚集于快手，并越来越热衷于展现自己的性感风情。
⬆️微博上热炒的一个帖子，一位宁夏南部的回族大姐发了一个跳绳的快手视频，引来无数来自回族同胞谩骂诅咒低俗评论，被网友截图在微博后，又引来穆黑的大肆攻击
《西》文作者说到：“北上广地区的白领们，绝不会转发快手热门视频，更不可能在快手直播。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文化边界，一边下不去，一边上不来。”文化边界是真实存在的，一边下不去，一边上不来也是确实的，但可能恰恰是北上广白领们“高雅文化”的存在，才保证了“快手”文化作为他者的生存。正是中国资本逻辑的进一步展开，要求北上广或其他一二线城市的小市民们来负责“高雅”，东北人或西北回民则负责“低俗”，并提供给前者们，观看和规训。
《西》文作者指出，一部分保守宗教人士指控快手上部分回族播主的“低俗”是不够“教门”；这位作者自己则认为她们的“低俗”是不够现代，不够“文化”。但根本上，这些播主不得不有限地走向“低俗”，却还是可能因为他们不够“自由”。部分在边缘地区，少数族群、中下阶层那里的人们，缺乏在资本逻辑下自由发展的条件，她们只好去迎合别人的期待和想象，来谋求自己最低限度的幸存。我们不应该不去反思整体社会文化，而只会指责底层“没文化”。
至于快手这个平台本身，我们如果能学习廖信忠那样的人类学眼光，而又坚持《西》文作者这样的批判性态度，对丑有着应有的敏感，同时还能辅助以对作为符号的“快手”的警惕性，我想我们是的确可能从这里看到中国社会的相当一部分现实的。